转基因：极端环保主义与科学之争

原标题：转基因：极端环保主义与科学之争

2013年6月中旬，农业部批准3个转基因大豆品种的进口，引发我国新一轮的转基因之争。转基因之争，由来已久，各说一端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公众莫衷一是。

“转基因”是“基因工程”、“遗传工程”通俗的代名词，都是分子遗传学的名词。转基因之争，在分子遗传学领域几乎不存在，所以，转基因之争基本上不是科学之争。科学之争应当是同学科之争，如地心说与日心说之争，牛顿力学与相对论之争，米邱林遗传学与孟德尔遗传学之争等等。反对转基因的核心力量主要是极端环保主义，转基因之争是极端环保主义与科学之争。科学与科学之争，总会有结果；主义与主义之争，也会有结果，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义最终会被抛弃；主义与科学之争，除非抛弃主义，否则不会有结果；若抛弃科学，也可平息争论，可是科学怎么能抛弃呢？

要认清转基因之争，先要认识极端环保主义。要认识极端环保主义，先要认识工业化导致的生态危机。工业化与生态危机

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必须依赖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让人类从农业时代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每一个国家或早或迟的必然选择。

人类的物质生活，简单地说就是五个字：衣、食、住、行、用。如今，为了环保，人们希望住、行、用靠工业化来满足，衣、食仍靠传统农业来满足。可是，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传统农业虽然绿色、有机，但是产量低，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食品的需要。于是，传统农业被工业化改造为现代农业，也叫工业化农业，就是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工业化提供的生产资料，如农业机械、石油电力、塑料薄膜、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使用的良种不属于工业化产品，但是培育良种所需的高额的科研经费源于以工补农，以工补农就是用工业化缴纳的财税补助农业。因此，凡是工业发达国家，农业也发达。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主要是看它的农业的现代化程度。

可是，工业化和现代农业却伴随着对环境的污染，工厂排出的废气、废水、废渣，农业使用的化肥、农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先期工业化的国家，在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就不断出现严重的污染事件。1962年，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系统揭露了工业污染和化学农药污染对环境的破坏，毒死了虫，毒死了鸟，大地的春天死一般寂静。工业化国家的人民恍然大悟：原来工业化在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危机。

《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初，也遭到激烈批评：担忧死了一只只鸟，却不担忧地球上每天有一万人死于饥饿，若禁止使用杀虫剂，昆虫将肆虐，粮食将减产，饿死的人将更多。环保运动·环保主义·极端环保主义

环保运动因《寂静的春天》出版而兴起，并迅速成为全球的一致行动。

环保运动从保护环境，发展到保护资源，限制生产。1972年，非政府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告诉世界：人口的增长是几何级数的，粮食、工业品的增长是算术级数的，赶不上人口增长；资源不会增长，只会减少，污染则越来越严重；因为资源所限，所以生产不可能无限增长，增长是有极限的。它的虚拟模型是：世界人口稳定在1972年的水平（35亿）不要再增长；工业到1985年不要再增长。

《增长的极限》引发的震撼不亚于《寂静的春天》，但也遭到激烈批评，批评者批评它的悲观主义，批评它的虚拟模型不符合实际。的确，40年后的2012年，世界人口增长到70亿，粮食、工业品也大幅度增长。

环保运动继续发展，发展到保护动物。1975年，澳大利亚伦理学家彼得·辛格出版《动物解放》，将动物解放比作妇女解放、黑人解放。动物保护由此也成为环保运动的重要内容。

生态危机引发环保运动，环保运动产生环保主义，环保主义者发现有两本书所蕴含的生态观念可以做为环保运动的理论基础。

一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大卫·梭罗1854年出版的生态散文集《瓦尔登湖》。这本书蕴含的观念是：人有必要走出书斋，退出社会，身体和精神都回归自然，自然是人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化身。梭罗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28岁那年，他借了一把斧子，进了瓦尔登湖畔的山林中，砍木造屋，种豆、种玉米、种马铃薯，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写了18篇散文。《瓦尔登湖》是自费出版的，销路不畅，他自我调侃地说：“我有藏书1000册，其中900册是我自己的。”他1862年死于肺病，年仅45岁。在他去世50年以后，《瓦尔登湖》的文学价值被发现。在他去世100年以后，适逢环保运动，《瓦尔登湖》成了环保主义的源泉。

另一本书是美国林业工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1948年出版的生态散文集《沙乡年鉴》。这本书蕴含的观念是：人是生态的一部分，人和生态构成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里的一切生命（人、动物、植物）都是平等的，一件事情如果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这个观念被称为“大地伦理”，即生态伦理。此前的伦理学是人的伦理学，即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准则；此后的伦理学既包括人的伦理，也包括生态伦理，生态伦理是人与一切生物相处的道德准则。利奥波德1941年就开始寻求出版《沙乡年鉴》，7年后，在他得到出版社同意出版的消息一周以后，他在扑灭毗邻林场火灾时心脏病突发而去世，没有看到他的书的出版。《沙乡年鉴》出版以后也没有产生多大反响，但是十几年以后环保主义者发现这本书所蕴含的“大地伦理”，遂把《沙乡年鉴》奉为“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圣书”。

这两本书堪称环保主义者的“绿色圣经”，《瓦尔登湖》相当于旧约全书，《沙乡年鉴》相当于新约全书。但这两本书毕竟是文学著作，对生态观念的阐述极为简略，于是学者们便在此基础上深入、广泛研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形成了环保理论体系。

在环保理论体系中，“大地伦理”转换为“自然中心论”：动物以及一切生物都有自己的权利，都应得到人的关心；一切生物都是平等的，人是生物中的一员，人并非就有天生的优越性；人应当服从自然，不应当为了人的需要而改变自然。简言之，一句话：以自然为本。

“自然中心论”对保护生态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自然中心论”的“以自然为本”，反对一切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的改变，比如反对兴修水利，反对更新树木，这是极端倾向。坚持极端倾向的环保主义，就是极端环保主义。

环保主义者把环保运动以前的生态观称为“人类中心论”：在人类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保证人类的目的，人类的目的就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要。简言之，一句话：以人为本。

环保运动兴起以后，仍有学者坚持“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对生产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人类中心论”的“以人为本”，使人类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比如围湖造田，毁林开荒，这也是极端倾向，结果破坏了生态平衡，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避免两个极端倾向，回归环境保护的中间正道，这就是“和谐发展观”：人类应当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人类与自然是互相依存的和谐发展的关系。简言之，一句话：以和谐为本。联合国、各国政府、科学界都奉行“和谐发展观”。

“自然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和谐发展观”都属于生态伦理，都属于哲学范畴，都不属于自然科学。环保主义，极端环保主义，则属于意识形态，当然也不属于自然科学。

一种主义兴起以后，信奉这种主义的人群必然建立组织来推行这种主义。环保主义兴起以后，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有地区性的，有全国性的，有国际性的。在它们的宣传、鼓动和影响下，环保主义风行世界，已经把选民染绿，把选票染绿，把政党染绿，把政治染绿，把经济染绿。

一种主义总会走向极端，有的环保组织，如“绿色和平”，就已经走向极端环保主义，却不以为走向了极端，认为自己的极端才是真正的环保。而公众往往分不清环保主义和极端环保主义，会把极端当环保，甚至以为越极端越环保。一些人文学者、生态学者，或出于思想的局限，或出于观点的标新立异，或出于迎合公众，也坚持极端环保主义。

极端环保主义都反对什么？仅举三例如下。

极端环保主义反对修水库、建大坝，认为这改变了水生生物的生态环境，从而不顾人类对清洁能源的需要。

极端环保主义发起“抱树运动”，不让砍伐每一棵树，即使是修建防火隔离带也反对。2009年澳大利亚森林大火原因之一就是未修防火隔离带，本来是要修的，却因环保人士抱树甚至在树上筑巢栖居而未能修建。

极端环保主义全盘否定“绿色革命”。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设在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在南美洲和亚洲十几个缺粮国家推广矮秆高产品种，使粮食增产一半，达到自给。全世界誉之为“绿色革命”，但极端环保主义者却攻击“绿色革命”：农作物品种牺牲秸秆产量，换取籽粒产量，生物总产量并没有增加；栽培需要更多的水、化肥、农药，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这真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难怪，他们只要生态，不要生产。

总之，极端环保主义只要原生态，反对改变自然。以上例子，是反对宏观上改变自然，而转基因是在微观上改变了物种的遗传基础，是对物种的根本改变，所以极端环保主义尤其反对转基因。下面通俗介绍基因和转基因。基因是分子，不是生命

基因，是遗传学的核心名词，如今已经成为常用名词，但是很多公众，甚至包括坚持极端环保主义的学者，并不真正了解基因的含义。他们有的以为基因像病毒、细菌，会致病；有的以为基因是冥冥之中的生命、生灵；有的甚至以为基因有意识的精灵、幽灵。

基因这个词，已有百年历史。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森，根据拉丁语、希腊语里的血统、氏族、种族等单词的写法，创造了基因（gene）这个单词。由此可见，基因确与遗传有关。

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通过实验证明，基因存在于细胞核里的染色体上。

1934年~1936年，中国学生谈家桢跟摩尔根读博士。这期间，谈家桢给国内的刊物写科普文章，第一次将英语gene，音译为汉语基因。

1953年，沃森（美国）、克里克（英国）破解了染色体的主要成分是脱氧核糖核酸，并且破解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是有机大分子，有机大分子的结构有的像树冠的枝杈，有的像鸟巢，而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结构则相对规则一些。脱氧核糖核酸的英语缩写为DNA，简单地讲，DNA是一个很长的扭成麻花状的立体的分子，专业术语叫双螺旋结构。如果把它拉展，它就像一条铁路。两根铁轨是一样的，由磷酸、脱氧核糖间隔排列组成；枕木则有四种，分别是A：腺嘌呤+胸腺嘧啶,B：腺嘌呤+胞嘧啶，C：鸟嘌呤+胸腺嘧啶；D：鸟嘌呤+胞嘧啶。ABCD四根枕木和铁轨组成一个“目”字。一个个“目”字有序排列组成一条铁路。

基因在哪里？基因就在DNA上。DNA其实是多个基因的连接体，每个基因其实就是DNA的一个片段，每一个片段的长度从几十个“目”字到几百个“目”字、几千个“目”字不等，基因因为“目”字的数量不相等而所表达的性状不相同。一条DNA有多少个基因呢？从几十个到几百个不等。一种高等生物一般有几十条DNA，有几万个基因。一切生物的所有基因，差异只在于“目”字的数量不同，但其成分皆为磷酸、脱氧核糖、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

基因与遗传的关系是这样的：基因在DNA上，DNA在染色体上，父母代的染色体传给子代，子代就有了父母代的基因。

基因是怎样控制和表达生物的性状呢？简单地说是这样的：DNA是个大分子，基因是组成DNA的小分子，基因既然是分子，那么它的结构就可以分解；细胞核里的基因一分两半，其中半拉身子从细胞核内出来，但还在细胞之内，这半拉身子相当于光合作用的光，相当于催化物，催化蛋白质的合成，但又不参与蛋白质的合成；每一个基因都不一样，它们的的半拉身子也都不一样，那么催化合成的每一种蛋白质的结构就都不一样；催化合成的有些蛋白质又是酶，酶再催化一切化学反应，生成各种有机物质；不同结构的蛋白质，以及各种有机物质，构成各种细胞、组织和器官，各种细胞、组织和器官表达各种性状，而每一种性状追根溯源，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可见，基因控制和表达生物性状的过程，实质上是化学反应、化学变化的过程，而基因并非什么冥冥之中的生命、生灵、精灵、幽灵或意识。

基因如此，转基因亦如此。转基因是把一种生物的一个基因转到另一种生物的DNA上，成为这个DNA的新的基因，像原有的基因一样发挥作用。人吃转基因食品，转基因不会再转到人的DNA上，也不会把人的DNA上的基因转走。

基因或转基因其实也是营养物质，只是量太少。我们吃的每一口食物，都含有细胞，细胞里都有基因。如果是转基因食品，细胞里还含有转基因。基因、转基因在我们的十二指肠被酶分解为磷酸、脱氧核糖、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然后被吸收。相对于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来说，基因的营养微不足道，所以营养学不研究基因的营养价值。

总之，基因就是有机分子，基因不是生命。细胞才是生命，基因只是细胞里的有机分子。转基因，从自然的到人为的

任何物种的任何基因的基本单位都是一个个“目”字，那么，像排队加塞一样，在“目”字之间插入一个外来的“目”字有没有可能呢？在基因之间插入一个外来的基因有没有可能呢？回答是：有可能。这就是转基因。转基因在自然界本来就是存在的。

自然界的转基因在细菌中普遍存在。一种细菌的基因可以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另一个细菌的DNA上。

自然界的转基因在植物中也偶有发现。2008年，中国河北省农科院研究员刁现民和他的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合作者共同发现，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谷子与水稻之间存在着偶然的个别的基因转移。2010年，瑞典隆德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野生的羊茅的一个基因来自野生的甜茅。这样的转基因是怎样转移的呢？最合理的解释是：可能是借助于细菌、病毒的侵染，或者昆虫口器的刺吸来实现转移的。

人为的转基因最早发生在1971年的美国。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把A病毒的DNA片段插入B病毒的DNA上，从而实现了人工转基因。但是，A病毒可以侵染细菌（如大肠杆菌）并连接在细菌的DNA上，B病毒可以侵染哺乳动物并连接在哺乳动物的DNA上，而且，B病毒是一种致癌病毒。由此，一些科学家便忧虑：二者组合以后，就有可能培育出携带致癌基因的大肠杆菌，如果从实验室逃逸，进入人体肠道，就有可能在人群中传播致癌基因。这种忧虑持续5年，到1976年，美国科学界制定了转基因研究规则，可以确保转基因研究的安全，便打消了一些科学家的忧虑。

但是，在极端环保主义组织的煽动下，1976－1977年间，美国公众出现了恐慌。极端环保主义也影响媒体，媒体则进一步煽动，于是美国掀起反对转基因的浪潮。要反对转基因，先要妖魔化转基因：如，转基因会创造出新的病原体，引发致命流行病；会创造出难以控制的怪物；会改变人类基因，像纳粹那样搞优生运动，等等。美国科学院举行大会时，反对转基因的示威者举着反科学的牌子冲进会议室，抢夺话筒。一些国会议员也反对转基因，提出多项限制转基因研究的法案，但是都没有在国会获得通过。

面对不利舆论，美国科学界坚持不懈地摆事实、讲道理、展望前景，让公众相信，只要遵循规则，转基因技术就是安全的，就是造福人类的。到1978年底，美国的反对转基因的浪潮就基本平息了。转基因研究成果则如雨后春笋：1978年，人的胰岛素基因经克隆后转入大肠杆菌，成功地让大肠杆菌合成人胰岛素，造福无数糖尿病患者；1979年，让细菌合成人生长激素；1980年，让细菌合成人干扰素，用于病毒病的防治；1983年以后，抗病害的转基因烟草、耐储存的转基因西红柿相继育成并推广；1994年以后，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抗虫的转基因棉花、抗虫的转基因玉米相继育成并推广。

农业为什么要搞转基因？

为了解释转基因，有人把自然杂交以及人工杂交也说成是转基因，实际上不能这么说，因为杂交是整条整条DNA的重新组合，而一条DNA由很多个基因组成。杂交可以形象地叫做“转DNA”，而不能叫做转基因。转基因只能是转一个或几个基因。

农作物杂交育种已有百年历史，让农作物产量今非昔比，但是如今已到强弩之末，很难培育出更高产、更优质、更抗虫、更抗病、更抗旱、更抗寒的品种。为什么呢？因为DNA上的基因有好的、有坏的，DNA的重新组合，就是好基因、坏基因的重新组合，然后从中选育出好的性状尽可能多的品种，但是同时一定会带有不太好的甚至坏的性状。这正是杂交育种的难度所在。据统计，100年来，全世界的育种者，平均搞100万个杂交组合才能选育出1个比较满意的品种。

杂交育种是同物种的基因的重新组合，同物种的好基因就那么多，已经了如指掌，要培育出更好的品种，就应该把别的物种的好基因转移到农作物的DNA上去。仅举两例如下。

Bt抗虫基因。棉花的棉铃虫，玉米的玉米螟，水稻的二化螟、三化螟、稻纵卷叶螟，都是毁灭性的害虫，没有任何品种可以抗这些害虫，必须打药，却污染环境。昆虫共分7个目，这些害虫都属于鳞翅目昆虫（翅膀上有鳞片）。分子遗传学家把苏云金杆菌的一个基因转移到这些作物的DNA上，这些作物便可以抗虫。苏云金杆菌的英语缩写为Bt，这个基因就叫Bt基因。Bt基因可以催化合成一种蛋白质，就叫Bt蛋白。Bt蛋白可以和鳞翅目昆虫的肠道壁上特有的糖蛋白结合，导致害虫肠道穿孔而死。其他昆虫，如蝗虫，蝗虫属于直翅目（翅膀是直的），肠道壁上没有这种糖蛋白，Bt蛋白就不起作用。人和动物肠道壁上也没有这种糖蛋白，所以Bt蛋白对人和动物也无毒。

抗除草剂基因。农田里的草常常比庄稼茂盛，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效率都低，化学除草效率最高。化学除草剂草甘膦的除草原理是：喷洒杂草，被茎叶吸收，传到全株，抑制氮代谢酶，阻断氮代谢；氮代谢的终端产物是蛋白质，蛋白质是细胞的必需成分，阻断氮代谢，就阻断了蛋白质合成；没有蛋白质就不能形成细胞，杂草因此而枯死。可是，草甘膦洒在作物上，作物也会枯死。但是，草甘膦是通过抑制氮代谢酶来阻断氮代谢的，如果增加作物的氮代谢酶，就不会阻断氮代谢。分子遗传学家发现大肠杆菌有一个基因，可以增加氮代谢酶，将此基因转入作物的DNA上，可使作物的氮代谢酶增加50倍，抵消了草甘膦的作用还绰绰有余。这样，喷洒草甘膦就只伤杂草，不伤作物。氮代谢酶是作物本来就有的，转基因只是使之增加了而已，所以转基因是无害的。草甘膦几乎是无毒无残留的，在作物种子中的残留量仅为亿分之一，微不足道，根本不必检测，也不设检测标准。

转基因农业方兴未艾，二十多年来，已有二十多个国家种植转基因品种，如今每年种植二十多亿亩，占世界耕地面积的10%以上。这么长时间，这么大面积，转基因作物并没有影响生态。这么多人吃转基因食品，并没有产生任何毒副作用。

人口在增长，耕地在减少，杂交育种潜力几尽，未来的农业一定是转基因农业。为什么那么多人怀疑、质疑、反对转基因？

工业革命以来发生了4次重大技术革命，即蒸汽机技术革命、电气技术革命、计算机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就是遗传工程，或叫基因工程，或叫转基因。

转基因生不逢时，恰恰遇见环保运动和极端环保主义，遂遭到激烈反对。虽然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是生产力不敌思想力。蔓延全世界的极端环保主义是强大的思想意识形态之力，足以阻碍生产力、扼杀生产力。

极端环保主义不属于自然科学，因此不按自然科学的规则出牌。它一方面攻击绝大多数科学家的小白鼠实验：“人不是小白鼠，小白鼠吃转基因安全，不能证明人吃转基因也安全。”另一方面又利用极少数科学家的错误的小白鼠实验，宣称：“小白鼠吃转基因内脏病变、繁殖减少、患肿瘤，人吃了也如此。”谬论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错误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正确。公众不是科学家，不知道科学实验也是会出错误的，以为一切科学实验都是对科学原理的验证。

坚持极端环保主义的人群中不乏文科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使得他们喜欢研究各种思想、观念、主义，一旦接受，便成为中坚。但是他们不懂科学，尤其不懂生物科学、基因科学，却又不愿学习。人的潜意识，都是排斥自己不懂的东西，越是知识分子越是排斥自己不懂的东西。就这样，用自己接受的主义去批判自己不懂的转基因。

绝大多数公众因科学素养所限，很容易相信媒体，而媒体人尤其是网络媒体人大多也不懂生物科学、基因科学，而且喜欢猎奇，喜欢灾难性新闻，于是媒体上尤其是网络媒体上就充斥着妖魔化转基因的新闻，读者和网民便信以为真。

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多人怀疑、质疑、反对转基因？根本的原因在于：转基因的反面新闻先入为主，而且持续发酵，让很多人深信不疑；政府和科学界的正面解释太晚，而且力度不够，广度不够，也不够通俗，所以难以说服公众，也就难以力挽狂澜，拨乱反正。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毋庸置疑

早在2002年，极端环保主义妖魔化转基因就让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府疑虑重重。发达国家救济这些国家的食品属于转基因，这些国家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向联合国咨询。联合国发表声明说：“根据来自各国的信息和现有的科学知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是，食用那些在非洲南部做为食品援助提供的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有风险。因此，这些食物可以吃。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确认，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科学文献表明食用这些食物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后来也指出：“当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了风险评估，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会有风险。而且，在它们被批准的国家的普通人群中，还没有发现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人体健康。”

面对转基因食品，任何人都有选择权，你可以不选择，就像佛教徒不选择肉食，但是你不选择的食品并非不安全。

极端环保主义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道路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不偏不倚，就是无过无不及，就是不走极端。可是，历史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是，最终都要回归中间正道。

资本主义曾经走向极端，社会主义也曾经走向极端，结果都回归了中间正道。

工业化曾经走向极端，破坏了生态，需要环保主义对它矫正；但是环保主义也走向了极端，极端环保主义对工业化矫枉过正，阻碍了工业化发展；现在工业化正在回归中间正道，极端环保主义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生产力。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主义将永远发展；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主义必将被抛弃。 作者简介：杨青平，男，中共党员，1957年生于河南省博爱县，1978年考入河南农业大学农学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河南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至今。现任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大河健康报总编、河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著《皇粮国税：税制流变与王朝兴衰》，27万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著八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皇粮国税》，10万字，中央电视台2007年9月15日至22日播出，大象出版社同期出版。著《影响中国历史的税制变革》，30万字，台湾大地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海外发行。著《观念决定健康》，27万字，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长期撰写《大河健康报》“健康话题”，该专栏2012年获得第22届中国新闻奖“中国新闻名专栏”奖。 (杨青平) 以上就是关于“转基因：极端环保主义与科学之争”的内容，希望大家看的开心，看的愉快，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分享本网站，让更多的人看到本站的“转基因：极端环保主义与科学之争”内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