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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桃花源”：80后北大学子回福建土楼办书院

2017-01-12 14:52:49

　当“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逐步成为青年人群体中僵持不下的两种声音时，“80后”林炉生已完成了北上求学—留京工作—离京返乡—公益创业—再度北上进修—扎根乡土的历程。离开北京，回到福建，投身乡村建设，他称之为“离开北上广，重建桃花源”。

　　土楼

　　1直到9岁之前，林炉生都住在福建乡村的土楼里。

　　这是1种在世界范围内都独具特点的大型民居建筑，能容纳上百、乃至上千名家族成员聚族而居，是东方血缘伦理的见证和意味。土楼形似堡垒，也的确具有防御土匪、野兽的功能，民间盛传冷战时美国人曾通过卫星照片发现这些“不明建筑”，误以为是核弹发射井而紧张万分。

　　林炉生住过的“陶淑楼”，是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内龙村最大的1座环形土楼。在他的印象中，土楼冬暖夏凉，310多户人家住在1起，人情味10足；楼前有个大池塘，1到夏天，孩子们就成群结队跳进水里洗澡。

　　土楼

　　1直到9岁之前，林炉生都住在福建乡村的土楼里。

陶淑楼　　

　　村里老人说，“陶淑”是“逃宿”的谐音，由于南宋末代皇帝曾避难于此。传说虽不可考，但陶淑楼无疑已上了年纪：据文献记载，陶淑楼最近的1次大修是在1924年，尔后唯一住户各自零零散散的小修；多年的风吹雨淋使得屋顶和墙体受损严重，梁柱因蛀虫而坍塌，连成1片的土质结构开始接2连3地倒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条件的人家陆续搬离陶淑楼，炉生家也早已住上新盖的楼房。自宋元以来在闽南、闽西山区传承了数百年的土楼，现在由于人们不再有集体防卫的需求、从大家族转向小家庭的居住模式的改变等缘由，命运遭到现代化进程的挑战。昔日热烈的“陶淑楼大社区”，如今只剩1半住户，许多是老人，他们年事已高、经济能力有限，面对漏雨的屋顶和破败的墙垣也只有没有奈。而内龙村的另外一座方形土楼已塌了1半，村民在原处盖起新居，土楼就成了半新半旧的奇怪组合。

　　2008年，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时名声大噪；但是综合斟酌位置、范围、代表性等因素后入选“世遗”并遭到保护的土楼仅46座，在福建地区的3000余座中只是很小的部份。“1部份土楼得到了商业开发，但还有许多土楼和陶淑楼类似，缺少修缮保护资金，面临破败和坍塌的风险。”林炉生说。

2　　林炉生（中）和村民

　　返乡

　　起初村民们其实不相信，会有人义务来修他们的破旧土楼。林炉生刚从北京辞职回乡时，乡亲们也不太相信他，“又不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哪来的钱给他人修屋子？”

　　此时的林炉生已从事公益近10年。在北京读大学时，他随着社团到各地乡村支教、调研，留校工作1年后就辞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后勤部门的稳定工作，创办公益机构“农民之子”，致力于活动儿童教育。2010年，他又创建燕山学堂，实践自然教育和生态家园。2014年——那会儿“逃离北上广”还没有成为热词——他便离京返乡，将两家机构交给同事，自己又在福建创办了美和公益。

　　“对父母是连哄带骗，自己在创业早期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林炉生说。但是在北京的10年探索，让他对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切的向往。“在1线城市生活有‘新3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这3座大山本身就是很多人打拼的目标，同时也是巨大的压力。但是回到乡村，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住得舒适；教育方面，我认为孩子的成长和教育不1定要到最贵的学校，大自然、生活、社区，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教育场域。至于医疗，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从源头上寻求1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解决了‘新3座大山’以后，人就不那末盲目和焦虑，对待生活从容淡定了许多。”

　　2015年底，林炉生在故乡发起“好厝边”（闽南语意为“好邻居”）计划，从“陶淑楼”入手，推动乡村的居住环境改造。他通过线上众筹召募了10万元，请来北京和厦门的建筑团队设计方案、考察丈量。林炉生在北京的朋友、清华大学的建筑师贾莲娜夫妇常义务前来帮忙，但来回的本钱太高，因而转而培养福建本土的青年建筑师。他们找到厦门大学建筑系的学生，1面协助做村落的计划设计，1面作为实践学习，有的还准备以陶淑楼为题写作硕士论文。

1　　厦大建筑系研究生林威呈手绘的陶淑楼改造图

　　“等我们把钱凑齐、把施工的材料运进村里，村民的态度就有了转变。他们意想到你不是来拍拍照就走，而是动真格的。外地的志愿者大老远跑来，睡地板、干活、支教，对他们震动也很大。”林炉生说。

　　村民开始愈来愈多地参与其中，组建微信群、捐款、施工。“其实筹款主要还依托外部气力，但村民的参与是最有价值的。”林炉生说，自己虽然是本村人，但要真正撬动村落，必须培养1些在地的工作者。

　　团队发展了1些热情村民，林炉生把他们分成两个小组，1组管理具体的修缮工作，1组负责儿童教育、环境卫生和志愿者接待。前1组掌握“财政大权”，共7位老人，由村里德高望重的乡贤和退休教师组成，由他们管理收支、买木梁、请工人；后1组则以年轻人为主，还有45位热情的妇女。

　　“现在我们的工作微信群里有将近200人是本村村民，”林炉生说，“他们散布在全国各地，过年返乡时参与建设，在外务工时可以号令募捐，积极性很高。”

　　2016年6月，林炉生和他的团队1起完成了陶淑楼屋顶和墙面的修缮，土楼的使用寿命大约可以再延长50年。住在楼里的乡亲终究不用再担心漏雨，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1　　村民捐款名录

　　书院

　　土楼修缮只是“好厝边”计划的开始。

　　村里面临的另外一个紧急问题是教育资源的缺失。内龙村有300多户2000多口人，没有1所幼儿园，林炉生曾就读的内龙小学，过去有1百多个孩子，现在仅剩1、2年级，10个人不到。类似状态在中国目前的乡村其实不少见。

　　2001年，全国农村中小学开始“撤点并校”，大量撤消农村原本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份城镇学校。“撤点并校以后，教育资源集中了，但另外一方面，乡村学校的功能远不止义务教育，那些功能没有替换品。比如乡村教师常常扮演着乡绅的角色，村民遇到问题或彼此有分歧就会找他们来交换乃至仲裁；又如乡村文化环境的塑造，也与学校息息相干。”

　　林炉生想在陶淑楼里办书院，让村里的大人和孩子有1个接触文化的空间。“书院在福建有悠久的传统，朱熹就在这里办过考亭书院授徒讲学，老百姓也知道耕读传家。我希望能通过书院在乡村营建1种文化氛围，小朋友能取得文化熏陶，村里的大人也能够在这里接受成人教育。”

　　关于陶淑书院的假想，其实林炉生早已在北京的燕山学堂实验过。他在燕山脚下租用并改造了1个养鸡基地，为农民工子弟提供“自然教育”，开设木工课程、教授《诗经》、《本草纲目》等，已坚持4年。但他感到燕山学堂在社区动员方面始终有困难：“由于北京的农民本来就不多，加上我们是外来人，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的村民生活。现在我回到福建，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福建乡村多，乡亲之间由于宗族的维系关系紧密，动员村民就更加容易。”

　　修缮陶淑楼的1期工程完工后，内龙村村民的积极性已被调动起来，有3户人家愿意出让他们闲置的屋子作为书院的使用空间，林炉生计划将其改造成书院教室、画室和图书馆——这是2期工程，已完成筹款并开始施工。而在第3期计划中，他还打算改造1些屋子作为青年旅社，1方面为义工住宿生活提供便利，1方面也能够做成家庭民宿，帮村民增加1些收入。

　　“土楼作为1个居住空间主要有两个问题，1是没有洗手间，2是采光不好。我们改造书院的时候会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改良土楼的使用环境。”林炉生说。

　　书院的师资目前还只能靠外助。2016年暑假期间，林炉生尝试约请澳门大学的师生前来支教，效果很好，他的计划是书院建成后定期约请各个领域的义工前来授课。“志愿者可以是大学生、导演、画家、建筑师……请他们来这里住上1个月，在教书的同时也感受乡村风情。土楼提供的民宿服务会有1些收入，加上1些自由捐款，书院能有1些收入给志愿者作为生活补贴。”

1　　澳门大学学生来村里支教

　　另外一方面，和修缮工程1样，林炉生认为发掘本土资源才能让项目可延续。“农村人有1些技能，比如做木工、做手工、种果树……或许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但书院的理念不以学历为评价标准，有才、有德、有技能的人就能够开课。”另外，他还计划引入线上学习课程，让村里的孩子有机会享遭到网络时期的便利。

　　“目前村里只有1210个小朋友，孩子们大都随着父母，被送到县城里的幼儿园、小学里去了。但村里的孩子到了县城，常常只能去比较差的学校。很多家长说，如果书院能办起来，他们愿意把孩子从县城里送回来。”林炉生说。

　　乡村

　　对乡村教育，林炉生有自己的视察。“目前中国有6千万留守儿童，他们面临的是和我们村孩子1样的问题。‘撤点并校’以后1些农村的教育被掏空，没有了文化教育的载体，全部社会氛围又比较浮躁，农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在我们老家，1个村庄有超过10间麻将馆，妇女老人带着孩子打麻将，赌博抽佣乃至成了维系生计的1种方式。”

　　林炉生希望土楼的修缮和改造能摸索出可复制、可推行的模式，改变更多村落的面貌。

　　“隔壁平和县就是著名翻译家林语堂的故乡，那里的几座土楼破败程度比陶淑楼更严重。”据林炉生介绍，平和县也有过修缮土楼的想法，但在筹款和建筑方面都没有经验，“好厝边”在的下1站可能就选在平和县，并且已派出村里的青年骨干去交换。

1　　林语堂的故乡漳州市平和县，图中标语背景即为土楼照片

　　“土楼名望大，有吸引力，合适作为1个出发点，以后希望能扩大到更多乡村古厝，从古民居的保护入手，带动乡村的文化教育和环境保护。福建在这方面资源很丰富，比如福州地区的永泰县、闽清县，都有很多古厝。只要我们的模式本钱低，能整合村落内外的资源，可延续性就有保障。”

　　陶淑楼的1期修缮工程花费10万元，林炉生通过支付宝及公益机构“雷励中国”筹到了大部份资金，他坦言如果没有外部气力的推动，很难1下子调动村民参与，因此合作团队的气力相当重要。“好厝边”计划启动以后，林炉生又申请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攻读公益管理硕士——这是1个全新的专业，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与更多企业、机构建立联系，将陶淑楼的模式推行到更多村落。

　　谈起乡村建设与公益创业，林炉生觉得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缺少管理人材。“我负责资源整合与筹款，村里的骨干可以做1些具体的工作，但我和他们之间还需要1些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来衔接。如果要聘请职业经理人，1年需支付10到210万的工资，我们还没有相应的资金和人选。”

　　但他仍对未来感到乐观。“中国的非盈利机构目前还处在发芽阶段，成长很快。我也相信，离开北京、回到福建的23线城市，会有更多机会成为行业的引领者。何况现在交通发达、网络通畅，我想完全可以返回乡村，去探索新的生活。”林炉生说。